【十八大学习】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一 生态文明：永续发展的中国探索
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一
生态文明：永续发展的中国探索
开栏的话
十年砥砺，十年奋进。回眸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一系列事关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相继提出并逐步落实，有的已收到明显实效，有的正不断拓展深化。从今天起，本报“科学发展成就辉煌”专栏推出“十年回眸·重大战略”系列述评，从新世纪新阶段的特点出发，展示各项重大战略的新进展、新突破、新成就，揭示辉煌背后的制度优势、不竭动力，凝聚起共同奋斗、继续前行的力量。
(一)
一段文明的零落成泥，有多少是自然之力的游戏？一段文明的风雨飘摇，有多少是自食苦果的悲歌？
工业革命烘焙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极点，却让生态环境付出惨重代价。一次次对大自然的索取之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留下了太多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印记。
这样的教训，中国也曾有过，并已深深记取：传统工业文明的局限，无法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更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归宿。几十年思索、十年探求，中国有了自己的破局抉择：建设生态文明。
“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胡锦涛总书记的铿锵之辞，阐明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中国用10年运笔：
10年间，“建设生态文明”第一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推进两型社会”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路全面确立；
1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投资清洁能源力度最大的国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9%；
10年间，绿色GDP的政绩考核在这片土地如火如荼，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在这个国度稳步推进。
从此，“生态文明”构成了定位中国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大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积极倡导生态文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八大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谈及的“两型社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生态文明的概念也许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同样有价值。”对于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全球意义，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卡米拉·图尔明如此评述。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所架起的坐标，早已超越中华大地，在全球视野中树起一座风向标，在历史长河里化为一座里程碑。
这是一次反思，对既有文明的是非功过客观审视。
这是一次超越，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悖论重大突破。
这是一次抉择，对中国社会的何去何从确立方向。
这是一次回应，对人民群众的一枝一叶充分关情。
10年，不过人类历史的一瞬。但生态文明的中国运笔，即使一瞬，也浓墨重彩。
(二)
时间有重量吗？
时间本无重量，但十六大以来的10年，因我们坚持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因我们顺势有为、逆势前行、乘势而上的不懈努力，因我们这一份化解资源供需矛盾的精彩“中国答卷”，让这段时间有了沉甸甸的重量。
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但“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使资源难以支撑、发展难以为继。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万众一心、步步前行。
这10年的重量，在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担当上。
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10年下降了12.9%；而“十一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4.29%，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12.45%，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
党的十八大代表、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感慨地说：“这10年，节能减排成效突出，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迅猛，能源科技装备水平显著提高，能源国际互利合作成绩斐然。”
这10年的重量，在推进资源集约利用的力度上。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
党的十八大代表、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欣慰地说：“10年来，我们坚持统筹保障发展保护资源不放松，在支撑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红线没有动，秩序没有乱。”
这10年的重量，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上。
2007年，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第一个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十一五”期间，中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党的十八大代表、山西右玉县杨千河乡南崔家窑村农民余晓兰，20年如一日在荒山上植树播绿，把万余亩荒山变成绿色林地，成为保护环境的典型。
10年征程不寻常，10年分量沉甸甸。能交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中国答卷”，靠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指针”的力量。
这力量，来自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高度；
这力量，来自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厚度；
这力量，来自于淘汰落后产能、升级产业结构的实践深度；
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力量，驱动中国巨轮驶向一个光荣的梦想旅程。
(三)
时间有色彩吗？
时间本无色彩，但十六大以来的10年，因我们坚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我们勇于担当、敢于攻坚、善于创新的积极探索，因我们努力探索一条不牺牲环境也照样发展的独特“中国道路”，让这段时间有了绚烂的色彩。
世纪之交，环境的恶化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于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众望所归、层层落实。
这10年的色彩，是涂抹在大地上的绿色。
全国森林面积由23.9亿亩增加到29.3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6.55%提高到20.3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逐年缩减，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代表、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自豪地说：“在全球森林资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我国成为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和生态治理成效最为明显的国家。”
这10年的色彩，是描绘在水系里的碧色。
2002年七大水系重点监测断面中，仅有29.1%满足–类水质要求，2011年提高到61.0%；2002年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比例为49.7%，2011年提高到62.8%；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47.16万平方公里。
党的十八大代表、水利部部长陈雷强调：“过去10年，我国着力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10年的色彩，是喷洒在天空中的蓝色。
2002年，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的人口比例仅占统计城市人口总数的26.3%；2011年，3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的比例为89.0%。
党的十八大代表、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一线工人任晓云为首都“美容”16载，他见证了“10多年前，北京一年的蓝天数量只有100多个，而2011年增至286天”的历史。
10年征途不一般，10年色彩亮丽丽。能走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中国道路”，靠的是我们党领导下“其他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效率。
这效率，体现在“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的制度安排中；
这效率，体现在“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的制度导向中；
这效率，体现在“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7亿多亩林地确权到户”的制度创新中；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领亿万人民合唱一曲动人的绿色赞歌。
(四)
时间有味道吗？
时间本无味道，但十六大以来的10年，因我们坚守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理念，因我们以人为本、以民为先、以和为贵的人文关怀，因我们这一则全民参与、上下同欲的宝贵“中国经验”，让这段时间有了丰富的味道。
一个文明的建立与成熟，不仅体现在执政理念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它的终极生命力，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身体力行，把高屋建瓴的战略认知熔铸为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
这10年的味道，是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之鲜。
高污染、高耗能的生活观渐渐被扫入历史的角落，低碳生活、绿色理念日益彰显，重塑人们的一言一行，让他们尽情品尝生态生活的鲜美。
许多人懂得了拒绝，拒绝白色污染，拒绝灰霾空气，拒绝所有非环保的生活方式。更多人学会了接纳，接纳节能产品，接纳绿色出行，接纳所有更环保的生活方式。
党的十八大代表、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评价：“公众环保意识显著增强，绿色生活方式正在成为百姓日常生活行动。”
这10年的味道，是践行生态文明过程之咸。
越伟大的事业，越需要艰苦的付出。为了更加幸福的明天，无数人挥洒着咸咸的汗水。
一位普通农民，与沙共舞40年，在大漠中筑造了近100公里长的“绿色长城”，书写了荒沙变绿洲的传奇，带领上千人走上了致富路，“只要一天不死，我就要栽一天树，把治沙进行下去”。他成了“沙漠大叔”，他是党的十八大代表石光银。
一位高山瞭望员，坚守深山34年，没能看到两个孩子的出生，没能替老父亲送终，但却准确报告火警近300次，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他成了“森林眼睛”，他是党的十八大代表余锦柱。
这10年的味道，是共享生态文明成果之甜。
污染的、耗能的选择还在，但越来越少；清洁的、节能的选择更多，且越来越多。
限塑令颁布短短4年，全国每年减少塑料购物袋240亿个以上，相当于节约石油480万吨，约占大庆油田年产量的1/8；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区区3年，5.2亿只节能灯、5000多万台节能空调、460多万辆节能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和解”，如今高悬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层面，贯穿于神州大地的施政理念层面，更加融入在亿万民众的生活方式层面。三个层面由生态文明穿珠成链，“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就是中国的10年嬗变：
生态文明，从顶层设计萌芽，根系已达每一位居民；两型社会，从政治报告滥觞，潮流已至每一寸土地。
这就是中国的绿色传奇：
一个将“天人合一”化入脊髓的文明，正在由一个“以人为本”的伟大政党改造和创新，缔建人类历史的又一个奇迹、又一幕盛景。（
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二
自主创新 转型发展的中国追求
十年自主创新，十年实力彰显。2011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17.2万件，是2001年的近11倍；其中企业的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更是迅猛增加，从2001年的1000余件增长到2011年的5.8万多件。与此同时，我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也由2001年的1731件上升到2011年的1.64万件，世界排名从第十位上升至第四位。
“这是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可喜成果。”十八大代表、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说，“专利是体现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10年来我国国内、国际专利迅速增加的背后，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支撑、引领下，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十分欣喜：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加快转变，“贴牌大国”向“品牌大国”稳步迈进。
新征程新战略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2006年1月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决策，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迎接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迫切需求。”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说，进入新世纪之后，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周期越来越短，对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既给我们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使我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国际竞争从根本上说是科技的竞争，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的核心技术市场换不来、花钱买不到，必须加快自主创新，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的产业尽快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产业链高端迈进。”
“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可谓抓住了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牛鼻子’。”作为曾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党的十八大代表，山东省潍坊市市委书记许立全的感受十分深切。进入新世纪，经济结构不合理、质量和效益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能源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劳工荒的红灯频频闪烁。“拼土地、拼资源、拼劳动力成本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紧紧依靠自主创新，开拓增长空间、提高发展质量、掌握主动权、再创新优势，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6年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同时颁布了2000多名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企业界专家历时3年制定的国家科技发展蓝图––《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规划纲要》明确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对我国今后15年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重点部署。
“纲举才能目张。‘规划纲要’确立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工作路线，使国家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在贯彻实施时有的放矢、有章可循，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代表、江苏省省长助理、科技厅厅长徐南平院士说。
新举措新成果
更多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从2002年到2011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四升四降”引人注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5倍，专利拥有量增长了10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高了15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3，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88%，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了79.5%，氨氮排放量减少了57.6%。
“这是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决策的结果。”潍坊市市委书记许立全说，“潍坊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建设‘创新潍坊’的奋斗目标，用自主创新这个‘金刚钻’，全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潍坊市的“四升四降”，是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十六大以来，围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一中心环节，抓住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这个重点，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部署，各部门、各地方各尽其责，多管齐下促调整，不遗余力抓转变––
出台相关激励措施，调动企业的创新动力。《规划纲要》颁布不久，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就联合出台了企业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大投入、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国资委专门出台文件，要求中央企业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北京、江苏、广东、上海等地纷纷推出科技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措施，拓宽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技术创新注入源头活水。
强力推进各类国家科技计划，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中央财政预算安排628亿元，加快实施大型飞机等11个民口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研发制约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科技重大专项、“863”计划等面向企业敞开大门，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承担的科技项目越来越多；科技部联合财政部、国资委、国家开发银行等部门，联手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为企业创新强筋健骨。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企业的创新权益。国务院把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着力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商务、工商、公安、知识产权等部门连续几年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专项行动，努力营造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大力实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同时，党中央、国务院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举措。相关部门、有关地方根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各部门、各地方加大投入、重点研发，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0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技术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华为、中兴、海尔、联想、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联重工、三一重工、中芯国际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领跑“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加速转变。
新时期新任务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主要国家都纷纷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重点，抢占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的制高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求更加突显、时间更加紧迫。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今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强调指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前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科技体制改革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早部署、抓紧落实。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之后，对我国科技工作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说，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新形势、新要求相比，科技体制机制还不完全适应，影响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思想观念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王志刚说，《意见》从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提高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新服务能力、完善科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的机制等方面做出了具体安排，以大力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弱化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等其他创新主体的作用，而是强调统筹发展、协同创新。”江苏省省长助理、科技厅厅长徐南平说，“《意见》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同时，还从加强协同创新、改革科技管理、培养创新人才、完善创新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新措施，从而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创新体系，发挥各创新主体所长、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据王志刚介绍，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强烈反响，《意见》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目前有关部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正结合各自实际，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抓紧安排落实。“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力强。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意见》精神，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一定能推动实现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新跨越。”
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三
市场经济：跨越发展的中国创举
“东方新神话”；
“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
在世界眼里，“2002–2012”这一看似普通的历史单元，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跨越发展的重要时期。
是什么让中国巨大的发展潜能喷薄而出、财富像泉水般涌流？是什么让社会主义生命力凸现，重新激活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全新想象？
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个认识已成为共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
昨天，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
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走向复兴的“中国道路”提供着良好的“体制环境”。
体制环境更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柱愈益坚实，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现着亘古未有的结合
只有回首过去，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多远。
轻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里程碑，我们分明可以看到那清晰的“三大步”：
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打开。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步步加深，改革沿着市场取向一步步推进。
20年前，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党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改革从此奠定了更明确的方向。
10年前，党的十六大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年风云际会，十年风雨兼程。今天，中国的“体制环境”逐步走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柱”正愈益坚实。
市场主体更富活力––过去，国有企业被比作低效、愚笨的“大恐龙”；现在，大多数国企实行了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治理结构，成为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分明是腾跃太空的“中国龙”。
“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形似’，还做到了‘神似’，”十八大代表、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说，“如今，建行的董事们在讨论一些议案时会争得面红耳赤，表决时有人投弃权票和反对票。由于董事会不能干预具体经营，我担任董事长8个多月来，没批过一分钱贷款，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市场体系更加发达––过去，连一盒火柴的价格都要国家制定；现在，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决定。过去，人们不知股票为何物，首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公司为推销股票，不得不宣布，买他们的股票5年后可以“还本”，每年有5.4%的“利息”；现在，中国股市市值已跃居世界第三，股指的涨落牵动着亿万百姓的神经。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向我们走来。
宏观调控体系更趋成熟––过去，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经济；现在，财税、金融等间接调控工具登台亮相，熨平经济波动，助力又好又快。
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更为健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们从过去的家庭保障和单位保障，跨越到今天的社会保障，百姓的“安全网”越编越结实。
最令人瞩目的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相互的化学反应中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这两个“不等式”中，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非相互排斥的磁铁南北极；
向市场经济要效率，向社会主义要公平––从这两个“等式”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像磁铁相吸般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两种优势的叠加、融合，将释放出惊人的制度能量。
这十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正实现着亘古未有的结合。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正携手向前。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不要宏观调控，而是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每一次危机，都是对制度优势的考验。当国际金融危机黑云压城、世界经济一片肃杀时，中国经济在“看得见的手”的有力托举下，不仅率先回升，而且逆势攀升，四年间人均GDP翻了一番。外媒感叹：“‘新版中华经济体制’展现了它强大的应对能力，中国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置身于西方国家遭受的全球危机之外。”
市场经济是人类的精巧发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中国的卓越创造。这一体制将有限的人、财、物以最优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有利于实现效率提高、财富增进和公平正义。
“中国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是任何计划都计划不出来的。”有人这样评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的奇迹。
我们从“濒临崩溃”走向“世界引擎”。这十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全球排名推进四位，已跃居世界第二。建三峡大坝、修青藏铁路、办奥运盛会、走浩瀚太空……“中国实力”耀眼迸发。
我们从“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这十年，中国农村的脱贫人数，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数量，中国人民过上了宽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从“沉闷僵化”走向“充满活力”。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市场意识苏醒、发展机会增多……中国社会，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充满朝气和活力。
改革开放是动力
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程度
“体制环境”的完善程度，取决于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广度。
10年的探索实践，再次验证了“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新的体制机制就健全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推进一步”的真理！
国企健体、民企松绑––改革让微观主体“活力四射”。
国企改革中的每一次决断取舍，都是对原有体制的“削骨蚀肌”。断腕之痛愈深，奋起之势愈强。这十年，中央企业从196家调整重组为117家，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壮大至28万亿元。“减”的是数量，“增”的却是竞争力、控制力和带动力。
“非公经济36条”、“新非公经济36条”、“新非公经济36条实施细则”，“重复”的是条数，“变化”的却是“玻璃门”、“弹簧门”的逐渐打破。“英雄不问出处，创业不问体制”，千万家非公企业正以自己的生机和活力，汇聚成新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十八大代表、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十年前，三一面临着诱人的市场机遇，但就是缺少资金、“没米下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三一申请上市。“民营企业上市，那不是天方夜谭吗？”面对怀疑，梁稳根也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没想到一路绿灯，只花了一年多就登陆股市，筹资9.6亿元，三一的混凝土机械销售额一下增长了30倍。“当上市铜锣敲响时，我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前，民企和国企是平等的！”
要素价格市场化、市场范围扩大化––改革令市场体系“血脉畅通”。
居民阶梯电价方案实施、成品油价格调价周期缩短、天然气价改试点启动……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轮廓渐次清晰。
城乡统筹、户籍改革，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知识产权市场从小到大，“技术”在流通中体现价值……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范围日益扩大。
少管制、多服务、重监督、强调控––改革给政府与市场“划清边界”。
这十年，国务院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183项，占原有总数的60.6%；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级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36986项，占原有总数的68.2%。政府职能，正从“划桨”变为“掌舵”，从“全能”变为“有限”，从“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提高收入、完善保障––改革为收入分配和社保体系“补上短板”。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逐步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织就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开放与改革密不可分。开放也是改革，是对传统自我封闭体制的改革。
多哈会议一声槌响，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入世意味着接轨成熟的市场经济。从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视野更广、标准更高、压力更大、动力更足，成果也更丰。
“在入世形成的强大的竞争倒逼机制下，国有银行背水一战、实施股改，中小银行也纷纷变革自强，中国银行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十年前，中资银行还担心‘狼来了’；十年后，外资银行惊叹将‘与龙共舞’！”十八大代表、中国人寿保险集团董事长杨明生回忆起这场硬仗时依然心潮澎湃。
坚持改革不动摇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
一家外国报纸曾这样提醒来华公民：“买东西要看找回的是不是假币，坐出租车要警惕司机绕路。但迄今为止，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是其中之一。”
的确，我们为市场取向改革带来的“中国奇迹”感到振奋，但也与一些“成长的烦恼”不期而遇。收入差距扩大、看病难、上学贵、房价高、诚信缺失、贪污腐败……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一些人将其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这些问题与市场经济相伴相生。
其实，这些问题，有些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告别普遍贫穷、奔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烦心事”。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做大发展“蛋糕”，我们能缩小差距、扭转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有些问题，是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也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在一段时间内，与经济领域的改革比，社会领域改革相对滞后。但重要的是，这样的局面已现“拐点”，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领域改革正风生水起。
还有些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不是无序经济；是法制经济，不是腐败经济。腐败，往往是体制转轨时期的权力寻租。遏制腐败，要靠深化改革，靠政府职能转变。
种种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出了偏差。相反，这些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的产物，也只有依靠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决。
今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审视，完善“体制环境”的任务依然繁重。
来自中国农业银行的十八大代表叶又升认为，当今中国，经济总量上去了，但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极为迫切；非公经济不断壮大，但制约其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并未完全消除；商品市场较为成熟，但要素市场发育不足，影响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但还存在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而我们距离“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只有短短8年。处于“深水区”、“胶着期”的市场化改革，越往前推，触及的矛盾就越深，碰到的阻力就越大。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又一次吹响了进军号。
改革开放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四
宏观调控：平稳发展的中国优势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一波接一波，从国内非典、雨雪冰冻灾害、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每一个波澜都惊心动魄，每一次考验堪称严峻非凡。在一系列重大挑战之下，中国经济经历了过冷和过热、通胀和通缩的考验，国内生产总值从十年前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冲到了2011年的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在世界经济的排位，从2002年的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二位。在复杂的环境中国民经济发展连上新台阶，得益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引，得益于正确有力的宏观调控。
奋进十年，“可见之手”保驾护航
中国经济经历了起伏波动的十年，政府宏观调控也走过了丰富多彩的十年。
2003–2007年，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特别是针对经济运行中逐步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三过”问题，宏观调控及时把准方向，适时适度减油门、点刹车，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采取了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强化市场准入“门槛”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一系列组合拳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年“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
2007年以后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恶化，终于演变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进入新世纪后最严重的冲击。2008年下半年，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风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并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迅速出台了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实施了包括总额4万亿元投资在内的一揽子计划。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一次大考，中国政府调控之手快重准实地出击，使中国经济成功扭转了下滑势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
2010年下半年，针对物价、房价较快上涨、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等问题，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成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通过采取控制货币、发展生产、保障供应、搞活流通、加强监管等措施，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价格上涨水平得到有效抑制。2011年，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加大预调微调力度，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抓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黄金十年，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应对国内外各种重大挑战、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党的十八大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鼓舞人心。正是我们坚持‘好’字优先，进行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起到了为国民经济发展调校方向、保驾护航的作用。”2003–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6.8个百分点；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
发展十年，结构调整攻坚克难
十年发展，宏观调控面对的局面越来越复杂，挑战越来越艰巨。这种复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时表现得最充分，应对这场危机是对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重大考验。
表面上看，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滑，造成了不少企业停产、农民工失业回乡，但从深层次看，是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外需、国内消费不足等结构不平衡矛盾的集中爆发。因此，宏观调控既要考虑速度，更要考虑结构，既要解决短期保增长的问题，更要着眼长期调结构的任务。
这样的矛盾和挑战，一直贯穿在十年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成为加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契机和转折点，宏观调控在攻坚克难中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经验。
市场与政府两手并重：在经济急剧失速的紧要关头，中央重拳推出以4万亿投资为代表的刺激方案，迅速扭转下滑态势，凸显政府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坚持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之手的神妙，在用好政府投资的同时鼓励扩大民间投资，努力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长期与短期统筹考虑：在为保增长而战的同时，结构调整的力度没有减小，转变发展方式的航向没有偏离。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八项区域发展规划、抑制六大行业产能过快增长、11个重大科技专项陆续实施，新增投资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倾斜。
内需与外需协调并举：在千方百计稳定外需，不断开拓新的市场的同时，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方针。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以及“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农机购置补贴”、降低小排量汽车的车购税等刺激国内市场消费的财税政策举措频繁出台，着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
伴随着十年的发展路程，宏观调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结出新硕果。内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增强，2011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92.4%提高到104.3%。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三次产业趋向协同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02年的13.7%下降到2011年的10.0%，下降了3.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44.8%提高到2011年的46.6%，提高了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41.5%提高到2011年的43.4%，提高1.9个百分点。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巩固，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传统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步健全，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区域发展成就更是亮丽，制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出台促进西藏和四省藏区、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政策措施。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东部，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探索十年，调控手段不断丰富
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控房价……十年中宏观调控打了一场接一场的硬仗，调控手段一次比一次丰富，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朱之鑫代表说：“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
对于调控手段越来越丰富，党的十八大代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认为，“十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控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关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既要发挥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和上下游产业的巨大带动作用，又要妥善解决房地产供应结构不合理、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等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需要我们采取更灵活、有效、针对性强的手段，不断加强和改善房地产调控。”
楼市要稳，关键是供求关系要稳定。楼市十年调控坚持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增加供给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抑制不合理需求的政策也越来越精确。在供应端，通过加强规划引导、保证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等手段，切实增加有效供给。在需求端，充分发挥财税、金融手段的调节作用，实施差别化的住房税收、信贷政策，如提高二套房贷首付，执行1.1倍利率，三套房停贷，部分城市实施住房限购措施等，合理引导需求。随着调控深入，税收、信贷和土地政策不断调整完善，在部分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果断采取了住房限购等行政性措施，并在重庆、上海开展征收房产税试点。
调控思路不断清晰，调控手段不断完善，用政府调控这只“可见之手”，弥补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缺憾，这是十年房地产调控的道路，也是十年宏观调控的写照之一。姜伟新代表表示，201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总体朝着调控预期方向发展，不合理需求得到抑制，供求关系明显改善，房价趋于稳定。虽然，楼市调控这场硬仗还没有打完，但积累的经验将为今后的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探索十年，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朱之鑫代表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四个结合’，即坚持把扩大内需与拓展外需紧密结合起来，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注重夯实居民消费和实体经济两大基础，充分发挥投资对拉动内需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坚持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夯实农业基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坚持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坚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牢牢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充分证明，十年来，我国宏观调控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
市场有活力，市场也有缺陷，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如何发挥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中国在探索，中国在创造。
十六大以来重大战略述评之五
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中国版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中部地区同比增长11.6%，均高于东部地区8.6%的增长速度，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也都高于东部地区。
随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的经济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空间布局更趋协调，更加科学。更为可喜的是，区域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升，“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执政宣言，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
“西快东稳”的态势愈加明显，经济增长的“雁阵”逐步形成
区域协调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区域发展不平衡又是必然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加上极为复杂的自然和历史等原因，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难度超乎想象。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更好发展。
为此，世纪之交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谋划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全面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任务来思考和谋划，由此，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格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专门辟出一个部分，全面阐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议系统提出了“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把“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可以说，十六大以来的这十年，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力度最大的十年，也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成效最多的十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之策；不是一时之举，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不仅是紧迫的经济任务，而且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样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心，更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自觉行动。
“没有中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中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资源和竞争优势，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分工合作，承接外来投资和产业转移，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这不仅是中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十八大代表、四川眉山市委书记李静说。
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年至2011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连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西、中、东的增速排序，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雁阵模型”逐步形成，这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011年，中、西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0.1%、19.2%，分别比2002年提高1.3、2.0个百分点。主体功能区建设初见成效，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不断释放。2011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2%、23.5%和10.7%，分别比2002年提高5.5、3.2和2.4个百分点。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有力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外向度高，受影响较大，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为稳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全面开花，实现“一方经济”与“一方水土”、“一方人口”相协调
“一年一场黄土风，从春一直刮到冬”，这是很多人对黄土高坡的固有印象。
中央明确提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十多年来，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工程，西部地区的绿色不断延伸，西部生态屏障得以加强。
“山坡坡栽树崖畔畔青，黄土高坡有了好风景；狂沙那个不起尘少见，林果绕村绿满眼。”今天的黄土高坡上，人们唱的是绿色致富，唱的是科学发展，唱的是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山河巨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要搞“全面开花”，不是要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那样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最终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后果。“因地制宜”，是“协调”二字的应有之义。这就是说，经济布局、产业结构要与当地的资源禀赋、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相适应，既要有开发，又要有保护，实现“一方经济”与“一方水土”、“一方人口”相协调。
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2006年3月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并根据各区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2007年，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
2010年底，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了未来国土开发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格局，提出了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新理念和新原则，明确了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这一规划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诞生，也标志着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式形成。
划分主体功能区是我们党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全新战略部署，标志着经济发展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上的重大创新性调整。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各部门也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让无形的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转移。
今年5月，呼和浩特云计算产业基地开工建设，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巨头”分别投资百亿元在内蒙古打造云计算数据中心。以“羊煤土气”等传统能源产业为经济支撑的内蒙古，如今已跻身包括北京、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在内的大型云计算基地之列。“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适合建立在能源丰富、电力充足、气候寒冷、地质稳定的地区。在这几点上，内蒙古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十八大代表、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王晓初表示，云计算与内蒙古的结合是一次产业与资源优势互补的共赢之举。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前不久，20岁的周小玉离开广东，回到老家四川，并很快在成都找到了一个小区物业管理的新岗位。“现在很多东部的企业迁到西部来了，就业机会多了，赚的一点也不比在东部地区少！”
四川是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省。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四川省转移输出的2106.77万农村劳动力中，省内转移人数达1091.66万人，省外输出1012.19万人，省内转移规模首次超过省外输出。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加速回流，正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十八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本地劳动力实现了就近就业和创业，这不仅可以节约房租、路费等支出，更重要的是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避免了长期在外打工引发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无疑是让最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区域协调发展，并非要求“十个指头一样长”，也不可能做到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完全一致，但是，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均等化，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义。
10年来，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在民生领域，财政资金更多投向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十一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的60%投向中西部，70多项优惠新政策更给中西部地区百姓生活带来可喜变化。进入“十二五”，国家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带来更多实惠。
2011年，中西部地区的保障房开工量在全国均属领先，数量远多于东部地区；全国县乡公路里程达160万公里，比2002年增加26万公里，东部和中部“村村通”公路目标已经实现，西部98%的行政村通了公路；西部地区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建设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合率达91.5%。
2002年至2011年，全国竣工的32854个公共文化设施项目中，中西部地区约占85%。全国竣工项目面积2448万平方米中，中西部地区约占60%。2009年到2013年还将安排资金10.59亿元，专门补助中西部地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中就能收看喜爱的节目，在门口就能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享受到最基本、最便利的公共文化服务。（
